民航甘肃空管分局完成嘉峪关、高台两台电力巡检工作
信教作为纯粹的个人事务受到国家法律和他人的尊重, 只要消极地对待信教人员, 而不是干预信教人员信教行为, 就体现了法律之下的自由宗教观。
另一方面，从理论上来看，尽管宪法司法化的提法逐渐被淡化，由法院承担违宪审查职能的观点也被摈弃，但宪法司法化的核心观点即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宪法仍然为诸多学者所坚持。[12]其实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宪法的司法化》尽管是关于宪法司法化的代表性著作，但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宪法学界就已有著述系统阐述宪法司法化这一概念了。
[46]参见前注[10]，黄卉文。[35]这一批评并不是对宪法司法化中技术难题进行探讨，而是意图从根本上否定宪法司法化在现行宪法之下的制度生命力。[62]我国《宪法》第5条第4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2]许崇德：《我国宪法与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法制讲座第一讲讲稿》，《人大工作通讯》1998年第16期。[42] （三）狭义宪法司法化与现行宪法的兼容性 狭义宪法司法化仅要求法院在审判时适用宪法进行说理，依据这种观点，不仅法院不承担违宪审查的职能，而且法院也不依据宪法进行裁判。
四、宪法司法化与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开展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宪法司法化的开展将为合宪性审查制度提供充分的动力，有利于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动力机制。有关宪法监督机关的专门化与程序机制具有明确的宪法依据和充分的经验基础，政治上稳健的方案。
而合宪性则更强调一切下位规范的效力来自于宪法规范，突出宪法价值的引领作用。依据宪法和《立法法》，合宪性审查主要针对的是法规，而非法律。单纯合宪决定是明确宣布所审查的法律或者条文符合宪法，没有任何瑕疵。根据《宪法》的这一规定，我国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最终明确了我国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
比如，在进入议会程序以前，政府必须要对法律案进行效果评估，然后由最高行政法院进行审查。#8232;总之，合宪性审查制度是否得到确立、是否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命运，并对执政党依宪执政造成影响。
在现有的公民、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等提出审查建议的机制之外，从积极发挥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的民主监督作用的角度出发，还可以由人民政协组织引导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宪法监督，共同维护宪法权威。合法性(legality)强调法律要根据宪法制定，下位规范要符合上位规范，不同于政治学的合法性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合法性。11位法官一致反对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决议，裁决加泰罗尼亚必须暂停此独立决议。截至2012年的资料统计表明，世界上193个国家的宪法中，只有3个国家没有规定宪法监督制度[3]。
在尊重立法机关的前提下，建立事前审查、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审查模式，是合理的制度选择。如在一个违宪与否的案例中，五名法官主张违宪，四名法官主张合宪时法院通常做出不能宣告违反宪法的判决，其法律效力与单纯合宪的判决是相同的{3}1102。据统计，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共收到群众、组织提交的法律审查建议92件，对28位审查建议人进行了书面反馈。基于严格的法律标准，在严格控制宪法案件数量后，仅仅对个别公权力行为予以宣告违宪，并促使相关国家机关进行改正和完善，有助于增强党的威信，体现党的领导力量。
实践中，全国人大基于工作需要，已经增设了内务司法委员会、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等三个专门委员会，使得专门委员会的数量达到了九个。宪法委员会在是否接受违宪审查申请上，具有完全的主动性。
违宪不宣告决定是指，由于法律的违宪决定的裁决达不到法定票数无法宣告违宪时，作为一种特殊的程序而做出的判决形式。{6}从本质上讲，合宪性审查的基本功能在于实现对国家公权力行为的正当化，而非否定国家行为。
其次，扩大备案审查中的公众参与。(4)司法救济的穷尽和辅助性：申请者必须穷尽一切可能的司法救济途径才能提出宪法诉愿。如在日本，不能回避宪法判断时，往往将合宪限定解释作为回避宪法判断的一种方式，也即在可能的多种解释方法中，尽可能采用有利于合宪的解释办法。应当建立监督机构的协调沟通机制，加强相互合作，使备案审查的标准、程序、处理方式相互衔接。 [5]该表格统计数字统计自《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编：《世界各国宪法》(四卷本)，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同时，这种对违宪法律的筛选机制有助于区分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界限，确定明确的宪法问题标准，区分法律问题与宪法问题。
{6} 通过统计可以发现，在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国家，违宪并非合宪性审查的通常结论。根据《宪法》70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基于现有的专门委员会之外，还可以设立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
{8}但是，目前尚未存在公开撤销的案例，为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建设。如九名宪法法院法官中，违宪决定通常需要六人以上法官赞成。
总体上，学界对于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未来开展报有较高的期待，认为它将确实提升宪法实施水平[1]。合宪决定是指宪法审查机关对法律或者法律条文是否违反宪法进行审查后，无法认定违宪事实时，进行不违反宪法的判断，并做出合宪决定。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主张在全国人大体制下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实质性地推动合宪性审查工作。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确立可以为各种宪法争议和违宪问题的解决提供框架性方案，实现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进而将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宪法化，从而维护法秩序的统一与平稳运行。而合宪性审查制度则是有效解决宪法争议和违宪问题、维护法制统一与社会安定的制度基础和根本保障。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都有备案审查的权力，国务院和省级政府也对规章有备案审查权。
最高行政法院可能会在咨询意见中提出政府法律案与既有法律或者宪法有抵触，但最高行政法院的认定并不是终局性的，对于政府也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与之相对，宪法精神与宪法原则只能在解决特殊的宪法问题、或者在文本上不易找到依据时才可以作为宪法判断的尺度，并且在运用时还需受到严格的程序、标准或者惯例的控制。
在这次修改中，许多内容都体现了在民主集中制之下对中央权威的维护，包括规范授权立法、明确细化税收法定原则、界定地方政府规章边界、加强备案审查等等。我国每年有几十件公民提出的违宪违法审查的建议，对于那些存在违宪疑问，但实际上与宪法并不抵触的法律或国家治理行为进行合宪判断的决定，一方面可以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国家治理行为合宪性的疑虑，另一方面有利于为国家治理行为提供宪法上的正当性依据，最终有利于坚持与加强党的领导。
法规备案审查制度是为实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而设立的。宪法实施与监督的效果将直接影响依法治国实践过程。
概括言之，作为专门委员会，宪法委员会的职能在于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工作。法律草案进行统一审议。如宪法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对提交人大表决的决定决议草案作出事前的合宪性审查，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可以专门增加一个程序，就是由作为专门委员会的宪法委员会，就该当法律草案是否符合宪法进行专门研究并给出报告，实际上属于事先的合宪性控制。[2]主要内容可参见〔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以下。
虽然法规备案审查室对于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法规备案审查室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进一步推动宪法实施，在提高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道德与宪法意识的同时，更应当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包括合宪性审查制度在内的宪法监督制度，以树立宪法权威，维护宪法尊严。
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既重视形式意义上的合法性，同时也追求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之间虽有一定的张力，但寻求内在的一致性。目前，公民如何参与备案审查还没有具体的法律制度规定，有待加强。
我们需要以此为契机，积极推动宪法实施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通过认真实施宪法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
